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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伯元首开“花榜选秀”

上海有花榜，被称为“早期维新思想家”的王韬是始作俑者。王韬除了致力于传播维新思想外，也是一位酷嗜品翠评芳的资深狎客。

据陈伯熙著《上海轶事大观》记载，他曾于光绪壬午（1882年）、癸未（1883年）、戊子（1888年）三开花榜。壬午年那次，他将与之相好的素贞、竹卿、月琴三妓独列榜中，遭到花界的非议。

王韬的个人品题，在李伯元运作下竟成了一个风靡上海十余年的文化产品。

李伯元是清末著名文人，有被鲁迅称为“谴责小说”的《官场现形记》传世。他早年投身上海报界，与袁祖志合创《游戏报》，自谓“游戏主人”。该报别开蹊径，不涉政治，惟以啸傲风月为事，专供文士消遣，因而《游戏报》开上海小报之先河，将小报与花榜结合。

《游戏报》于光绪丙申年（1896年）创刊。创刊之始，李伯元便以“开花榜为首事”，不到一年他便操办了首届花榜。为此他还制定“《游戏报》花榜凡例六条”，以色艺、才调等为评选标准。评选结果对入选的佼佼者以科举考试的三科头衔冠之，分题为状元、榜眼、探花。

李伯元评选花榜的方式在当时颇为新颖，他以《游戏报》为载体，先将开花榜的消息登于报首，邀读者投函保荐心仪的人选，再据荐书多寡选列名次，李伯元自诩这是“仿泰西保荐民主之例”。消息刊出后，沪上有此嗜好的诸君反响强烈，荐书纷至沓来，“十余日所得荐书，计百数十函”。

除保荐“名花”外，还有一些读者特意致函，对花榜评选的流程、标准等细节一一详加品评，提出各种意见。《游戏报》将来函中文辞上佳者择优刊出，以引起读者关注，甚至还引来了洋人的异议。美国人雅脱就致函该报，称对其将“丑者多列前茅，美者反置后列”的做法不理解，这或许是洋人的审美趣味与国人有所不同的缘故。

有些妓女不愿被动地坐等待选，很想在上海“隶乐籍者凡三千”中拔得头筹，自会想出一些抬高身价的法子。比如采取欲擒故纵的谋略，上海名妓金宝仙公开宣称因羞与“姘戏子、马夫者为伍”，请举办者从花榜中删去其名。

此举反而得到李伯元大力褒扬，嘉其“甘于韬晦，不求人知。其秉性之贞，用心之苦，实有高出寻常万万者”。金宝仙后来并未退选，反因其“敦节尚品”的删名之请而名列丁酉花榜的二甲前茅。

经过多日的征集遴选，花榜在丁酉年（1897年）六月揭晓。开榜当日，上海街头巷尾争购《游戏报》，一时洛阳纸贵。

该报那天“初出五千张，日未午即售罄，而购阅者尚纷至沓来，不得已重付手民排印，又出三千余纸，计共八千有奇。三日以来，而购者仍络绎不绝”。

此次花榜仿照科举题名，共选出一甲3名，二甲30名，三甲85名，计118位“花国进士”。对于评选结果，人们奔走相告，一时盛况空前。对列位“花国进士”，报馆用鼓乐送匾以助兴。榜上有名的妓女“一经品题，十倍声价”，生意也兴隆起来。丁酉花榜使《游戏报》销路大增。以此次花榜为契机，李伯元不仅名利双收，更是创造了一种报业和妓业共生共赢的商业模式。

“武榜”和“叶榜”为“花榜”增值

丁酉花榜结束不久，李伯元又计划筹办一次“遴芳会”，也就是要亲睹目测参选者。其理由为：荐书中不实之词太多，不可过于相信。

“遴芳会”的由头虽然冠冕堂皇，然而一群以狎游为业的小报文人和一班妓女相会，说只是为了“验其真容，再分别等第”，结果如何还真说不清，会不会有以身贿选的事，很值得怀疑。

总之，“遴芳会”的效果不佳，影响远不如以前的花榜。大约因所谓“遴芳会”不过是一群文人和几个妓女的自娱自乐，全然没有花选的大众性和娱乐性，自然少人问津。

此次失利之后，李伯元又回到对“花选”这一成熟产品的深度挖掘上来。创造力旺盛的他还开发了两种新名目：品评妓女中擅曲艺者的“武榜”和评选优秀阿姐的“叶榜”（阿姐即妓女中年岁较长者，譬之以“叶”，有以“叶”衬“花”之意），大大提高了“花榜”的价值。

继首开花榜以来，李伯元的花选连开四届，算上武榜、叶榜之流，则十届有余。李伯元的最后一选，恰逢庚子拳乱，正因如此也选得别开生面。

庚子花榜专为由京津一带南渡避难的残花流莺而设。李伯元特作“拟订津门劫余花选启”一文曰：“津门花事，向极繁盛……一声鼙鼓，惊颇霓裳，舞榭歌台，可怜焦土。巢燕散侣，邻莺失群……惟闻野哭。悲夫悲夫！”

花榜的极盛与速朽

庚子年后，李伯元停开花榜，花榜之举非但未因此减色分毫，反因其巨大的商业利益，引得各路洋场才子纷纷跟进。

清末上海报人与妓女的狂欢，在李伯元之后进入了高潮。一批效仿《游戏报》，专登青楼妓寮消息的小报相继创刊：1901年的《春江花月报》、1902年的《娱闲日报》和《花天日报》、1903年的《花世界报》，还有《闲情报》《娱言报》《乘风报》等。

这些小报几乎原封不动沿用李伯元“花榜-武榜（艺榜）-叶榜”的模式。为了敛财，有些小报甚而一年中开夏秋两榜。然而，花榜毕竟是无聊文人的余兴节目，不得长久，由极盛到末路也不过几年时间。而花榜越开越频，花魁越选越多，已有泛滥之势，沪上诸君渐不觉新鲜。

诸小报为求生计，私下为妓家大开方便之门，也助长了选花榜的贿选之风。对贿选，李伯元在初创花榜时便有所警惕。他曾听说以前有某家报馆拟开花榜，先派访事人到各弄各里抄写妓女姓名，该访事人乘便向妓女索贿，每家自一两元至数十元不等。对此类行径，李伯元深以为不齿：“不特有坏名声，且亦大负该报馆主人之初心。”

为表明公正，他在开花榜时特别强调：“甲第之高下，名次之前后，皆视此（投函）为衡，本主人不参一毫私定。”果然，他所办的几届花榜皆以规矩严密而为后世的上海老文人啧啧称道。而庚子年后，报社以花选之名向妓女索贿，已近惯例，丝毫不以为耻。

落到这般境地，花榜已沦落为妓女的变相广告，开花榜的小报也降格为引导消费的指南。因花选含金量大为下降，一些妓女也不屑于花魁之名。

1919年，当类似的花选再启时，有个妓女因嫌破费，拒绝了“花国总统”的头衔。此举应是实心实意的退选，并不是10年前金仙宝的以退为进之道。

早期的花榜，虽然内里是报人和妓女间精明的利害计算，表面还不脱传统士子文酒雅会、诗文相娱的游戏趣味，至庚子年后则蜕变为赤裸裸的商业行为。文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。他们在职业上依靠市场维持，以其脑力为各行各业服务。

因而，在花榜兴盛的短短十年，上海文人从高高在上的狎玩者逐步变成了与上海妓女平起平坐、共谋生计的生意伙伴。清季上海的花榜选秀活动不仅是一次娱乐业的集体狂欢，也见证了传统文人的身份变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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