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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问题，在明代史料当中，其实是清晰的。官修《明史·日本传》里说：“大抵真倭十之三，从倭者十之七”。《嘉靖实录》里也说：“盖江南海警，倭居十三，而叛逆居十七也。”这是嘉靖时代关于“倭寇”的官方说法——倭人占十分之三，人占十分之七，倭人占主导地位。

内部奏折中的说法，略有不同。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中律，曾对皇帝说：倭患的起源，是沿海“奸民”想要跟番邦作生意，虽称倭寇，“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”。参与剿倭的将领王忬，也向皇帝报告：据他调查，“倭寇”头领约有百余人，其中“雄狡著名”者，都是本国之人，如“徽州王五峰(王直)、徐碧溪、徐明山，宁波毛海峰、徐元亮，漳州沈南山、李华山，泉州洪朝坚”等。另一剿倭名将胡宗宪，根据实际调查，编写了一本《筹海图编》，其中列出十四股势力最大的“倭寇”，其头目同样全部是人。也就是说，在所谓的“倭寇”内部，人不但在人数上占了绝对优势，也同时牢牢把握着领导权。

事实上，“倭寇”这种称呼，在嘉靖年间已经产生了不小的争议。身处抗倭第一线的基层将领万表，就对从地方到中央都在“混言倭寇”的做法非常不满，万表说：海贼大头目王直、徐碧溪的亲属子侄，都住在杭州等地，逍遥法外;王直等贼寇四处荼毒生灵，地方官却每每上报说是“倭寇”进犯，真是自欺欺人。浙江慈溪知县薛应旂也说：称呼海贼为“倭寇”，是中了海贼之计。海贼中虽有倭人，但“主谋响导”者仍是“之贼”，这些人假冒倭寇，藏匿身份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亲戚族人不受牵连。

表中倭寇名录，出自陈懋恒《明代倭寇考略》。该书汇集数十种史料与地方志而成，对倭寇资料的整理颇为全面。由表中可知，“倭寇”中的主要头目，清一色都是人，次要头目中，日本人所占据的比例也不高

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以人为主体的“倭寇”，与明代严厉的海禁政策有很大关系，其中，1529年停止中日贸易，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节点，正是从这一年开始，“倭患”愈演愈烈。对此，嘉靖朝官员唐枢，有一句很精辟的总结：“寇与商，同是人也。市通则寇转而为商，市禁则商转而为寇。”

因为有这种背景，“倭寇”的行为就常常显出一种复杂性。譬如，大头目王直，在地方政府默许其对日通商时，曾一度积极参与抓捕真倭寇;而当地方政府改变态度后，王直又转做海贼，招募日本浪人打出了“倭寇”的旗帜。民心也同样游移不定。万表感慨：杭州的店家，明知对方是海贼，仍然“任其堆货，且为打点护送”;地方百姓，对待贼寇，也“或送鲜货，或馈酒米，或献子女，络绎不绝”;时人记载，漳州一带的假“倭寇”回乡，“皆云做客回，邻居皆来相贺”。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的说法最夸张：“自节帅而有司，一身之外皆寇也”——除了督抚将帅，所有人都是贼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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