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介:1986年,中央军委决定编纂一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。一名编辑在春暖花开之际来到一个老人家,请求他写红34师的往事。 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,历时四个月,完成了密密麻麻7页的回忆材料。 在写完之后,他和儿子围在饭桌前喝酒。老人手里摇晃着酒杯,对儿子说: “我死了,把骨灰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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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6年,中央军委决定编纂一套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。一名编辑在春暖花开之际来到一个老人家,请求他写红34师的往事。
老人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请求,历时四个月,完成了密密麻麻7页的回忆材料。
在写完之后,他和儿子围在饭桌前喝酒。老人手里摇晃着酒杯,对儿子说:
“我死了,把骨灰放到闽西去。”
这位老人是1934年湘江战役中,红34师唯一幸存的团长——韩伟。这么多年间,他发生了什么,为什么他要求后代让他魂归闽西呢?
韩伟所在的红34师,由闽西子弟兵所组建改编的,正式成立于1933年春。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后,红34师作为后卫部队,于十月中旬在江西兴国出发。
当时,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兵力高达二十五个师,共四十余万人。国民党高级将领周浑元、薛岳更是率领两部紧紧追着红军。
我军除了用过人的意志力跟国军厮杀之外,别无他法。国军设下了多道封锁线,都被我军一一冲破,终于来到了对红34师而言,宿命一般的地方——湘江。
当时,我军已经冲破了三道封锁线,而湘江则是国军设下的第四道封锁线,目的是为了把我军困在湘江以东,一举歼灭。
中央军委当机立断,下达了让红34师殿后的任务。时任参谋长的刘伯承,来到了红34师,召集了红34师的师长陈树湘、政委程翠林,和第100团团长韩伟。
刘伯承分析局势,表达了此次任务的艰巨。他们不仅要完成殿后任务,也可能将会面临被国军截断后孤军作战的处境。
陈树湘按照上级的任务和红34师的情况,进行了部署,决心扼守灌阳文市、水车一带,以抵挡敌军的攻击。
红34师所面对的最大敌人,就是曾经吃过他们苦头的周浑元的第三路军。
此刻周浑元麾下有四个师,拥有美械装备,兵力雄厚,大炮和飞机的配合下,让红34师遭遇了严重的伤害。
据韩伟回忆,当时一个连长,在肠子都被炸出来了,还依然继续指挥战斗。就这样,红34师凭借着惊人的毅力成功帮助了其他红军渡江。
然而结局却如刘伯承所料,红34师被困在了湘江之东,被国民党的湘军、桂军、中央军三军包围着。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,陈树湘决定突围。
当时,韩伟做后方掩护,其他部队分散突围。但是,他们被国民党军逼迫至弹尽绝粮,最终壮烈牺牲。
其中陈树湘被国军生俘,为了保存最后的尊严,悲惨自尽,英勇逝去,年仅29岁。
原本以为最先会牺牲的韩伟掩护部队,结果居然是留存人数最多的,还剩三百余人。作为仅存兵力中,剩下的最后一个团长,韩伟知道,自己必须得做出决断。
韩伟决定将剩下三百人编成三个连,趁着夜色降临的时候突围出去。他们知道,这风险也很大,但是这已经是他们唯一的生机。
当时,由于很多排长、连长都不幸牺牲,整个队伍一盘散沙,韩伟除了重新整编队伍,还要任命新的连长,确定部队的纪律性。
在整编好队伍后,韩伟按照计划,带着剩下的士兵们,在黑夜中偷偷突围。然而他们没有走多远,突然一群国民党士兵闻讯而来,人数之多,有上千人。
韩伟没有别的办法,只能指挥部队边打边撤,可是死伤人数依然在不断增加。最终,仅剩的三百余人,也只剩下了三十几个人。
他们被国军逼至了宝界岭,于是决定再次将人数分散,争取哪怕一个士兵都好,都能够突围出去。
为了让其他人能够更优先逃出,韩伟和五个干部决心做引敌军的诱饵,将国军大部分都引到了崖边。
在敌军渐渐缩小包围圈,将他们的范围逼到退无可退的时候,韩伟决定和其他的领导干部一样,为士兵们牺牲,毅然决然地跳下了宝界岭将近两千米的悬崖。
然而韩伟没有想到的是,他们这一跳,反而留下了红34师最后的火种。因为韩伟跳崖之后,他剩余部队里的人,在历史中消失了。
据传,剩下的部队的下落众说纷纭。一个版本是,剩下幸存下来的人隐藏在民间,因为伤重而无法再上战场,自此过上了不问世事的生活。
另一个版本是,加上陈树湘残余的部下,总共有四百余人活了下来。这些人被俘,之后被释放出来,加入了新四军。
但是可以确认的是,韩伟是在录的生还者。当时他跳下悬崖之后,和另外两个干部万幸被树枝接住,捡回了一条命。
韩伟和仅余的两名干部:二营营长侯德奎、团司号长罗金党活了下来。但是十分不幸的是,罗金党的左脚粉碎性骨折,没办法走路。
为了救罗金党,韩伟和侯德奎前去寻找了生路。就在这时,他们遇到了一个人,那人叫王本森,是个郎中。
王本森后人
好心老汉收留之后三人分头寻找部队,却惨遭旧同事陷害王本森是灌阳县协兴村的农民,也是个土郎中。他这次上宝界岭采药,却没想到被他意外发现了幸存的三人。
王本森见状,连忙和韩伟、侯德奎将罗金党带回去养伤。
据见过三人的村民们回忆,当时他们看到这三个人,你扶着我、我扶着你,颤颤巍巍地走着,可见伤势并不小。
王本森将三人带回了家,藏到了自己家中的红薯窖中二十多天。这将近一个月时间,国民党开始了搜山行动,但村民们都没有透露他们的下落。
待国民党人去楼空之后,韩伟等人才从红薯窖里出来。他们脱下了自己的军服,把军装连同武器都留给了村民防身——那是他们感激的方式。
与此同时,他们也是为了躲过国民党官兵的追捕。王本森给了他们一人一个扁担,将他们化妆成挑夫模样。
因为罗金党伤势严重,无法上路,需要更长时间的静养。于是他留在了协兴村。而韩伟和侯德奎,为了保全对方,则决定分道扬镳。
韩伟开启了他孤身一人的漫漫长路,他挑着扁担,走着当时的官道。官道仅仅只有一米多宽,旁边的悬崖壁上还有刚埋好的红军尸体。
两个月之后,韩伟辗转回到了家乡湖北。他来到了湖北的大城市武昌市(现武汉区域),借宿在弟弟家中,准备养精蓄锐再继续跟上大部队。
却没想到,他在这里遇到了曾经在安源的工友张荣华。要知道,韩伟加入革命的契机,就是1921年赫赫有名的安源路矿工的罢工事件,让他接触到了党组织。
曾经,张荣华和韩伟一样,都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,而呐喊伸张正义;此刻,张荣华却变成了另一副模样——他将韩伟的行踪,偷偷告诉了国民党。
一个深夜,韩伟还在睡觉,突然有一堆人闯进了韩伟弟弟家。给国军指路的正是张荣华,韩伟马上就被国民党抓了起来。
这一抓就是将韩伟关了三年。在这三年期间,韩伟始终没有透露自己是红军干部的身份,国民党都以为他是普通的红军而已,这才让韩伟幸免于难。
韩伟以为,自己将会在监牢中度过一生。却没想到的是,一次突如其来的事件,给韩伟重获自由的人生带来了新的曙光。
1937年,为了抗击日寇,国共双方决定再次合作。我党与国民党交涉,希望能够释放出被抓的共产党人士,增加抗日力量。
1937年7月15日,中国共产党发出《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》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。
国民党在思索之后,同意放人。但是他们并没有那么爽快,表示如果是普通的红军则放回延安,如果是干部则要放回南京。这无异于是为了钳制住我党的力量。
而当时韩伟由于没有暴露身份,则有幸被释放,回了延安。之后,他便在抗联大学学习。当时,毛主席得知红34师还有幸存者的时候,十分高兴。
尤其是当他得知了幸存者是韩伟的时候,更是喜悦。因为韩伟曾经做过毛主席的警卫排长,跟毛主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
然而,韩伟这边却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和毛主席重新会面。毛主席深知,韩伟有心结所在,于是在1938年5月,毛主席做了一次抗大演讲后,把韩伟叫了过来。
他询问韩伟为何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过来找他。韩伟面红耳赤,说不出话来。毛主席却了然于胸,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,韩伟是因为有思想包袱。
当时在三个摔下悬崖活下来的人中,只有韩伟回归到了部队。而侯登奎和罗金党却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这无疑是给韩伟加上了心理压力。
他觉得自己湘江战役打不好,连累了几千闽西子弟兵牺牲。后来又一时不察,被国民党抓了去,坐了牢,这些经历,让韩伟的自信心已经消失殆尽。
毛主席鼓励韩伟,让他抛去思想包袱,忘记过去的伤痛,继续开始为了党、为了人民、为死去的弟兄们战斗。
韩伟受到了鼓舞,在抗大毕业之后,拒绝了抗大让他做教员的请求,而是去了晋察冀军区,开始了他第二次的战争生涯。
一开始,毛主席察觉到韩伟心理没有过渡好,只是想用血和汗抹掉痛苦的回忆。为了让韩伟冷静思考,他要求韩伟先去晋察冀当一期教员。
之后,他确定韩伟的情绪真的平复了下来,才允许他上战场。正好当时部队整编,韩伟开始担任第二军区第四团的团长。
1939年3月,日军试图占领盂县上社镇,韩伟所在第四团,和第五团赶忙前去监视和牵制。
在韩伟的率领下,第四团用仅一个营的兵力,以游击方式袭击日军,取得了不错的成果。
日军对第四团怀恨在心,进犯上下鹤山决心伺机报复。韩伟利用地形,使用了迂回包抄的方式,将日军打个措手不及,最终获得了上下鹤山大捷。
这次战斗,不仅大大挫伤了日军的锐气,也加强了韩伟的自信心。自此之后,韩伟便开始势如破竹,屡建军功。
建国以后,韩伟被授予了开国中将的称号。之后,他便先后担任了华北军区副参谋长、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师范学校校长。
1988年,韩伟被授予了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,这代表着韩伟一生打仗无数、赫赫战功。然而对于韩伟而言,人生中最印象深刻、无法忘怀的,始终是湘江战役。
韩伟希望那数千名闽西子弟兵都能够被追封烈士,也曾去找民政部做优抚工作的司长。
可是韩伟年事已高,当时的名单也已经丢失了,根本没办法给一份完整名单。
于是司长再提议,让韩伟再找两个以上的证明人,证明这些烈士的身份。
这话无异于在韩伟胸口再插一刀。当时,只有韩伟是确定被证明是活着的,其他人都已经不知所踪。
不过,万幸的是,在韩伟的晚年生活中,有两件事令他颇为感慨和高兴。
一件事是中央军委找他来写湘江战役的事情,他将自己当年的血淋淋的回忆再次找回,内心五味杂陈。
韩伟不止一次跟自己的儿子韩京京说,他只是一个幸存者。对这件事他又是庆幸,又是后悔。庆幸的是,他活下来了;后悔的是,他没有能够救更多人。
韩京京
而第二件事,则是和罗金党有关。80年代的时候,韩伟收到了一封来信,是罗金党寄通过当地的民政部门寄到北京军区司令部的。
原来当年,罗金党虽然也没有死,他伤好后也想去找红军。但是找了很久,不仅没有找到,还迷了路,走到了广西。
最终,罗金党留在了广西,凭着编竹篮的手艺维持生计。
韩伟看到之后,十分感慨,不仅马上给罗金党开了证明材料,还寄了自己写的那篇回忆湘江战役的文章给罗金党。罗金党得到了证明,每个月也能获得补贴。
1992年,韩伟逝世。在他临死前,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,告诉自己的儿子和媳妇:“一定要把我葬到闽西去!”
韩京京其实并不了解韩伟在湘江战役的过去,但是韩伟在暮年时提到了两次葬到闽西,可见这是韩伟的夙愿。身为儿子,他不能违背亡父最后的希望。
当他把骨灰送回闽西的时候,闽西很多人都来迎接他。他没想到居然这么多人都记得父亲,都亲切地叫他“扩红团长”。
原来,当时韩伟在闽西地区当司令的时候,负责征兵,到处扩红。红34师的六千闽西子弟兵,都是韩伟带过去的。
然而韩伟却没有把这些子弟兵都带回来,这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遗憾。所以,籍贯湖北的他才希望能够魂归闽西,以慰闽西子弟兵的英灵。
韩伟是闽西英雄公墓中,唯一一个非福建籍的将军。而他经历了磅礴的戎马一生,始终无法忘怀的,是当年那些为国家、为人民而奉献生命的战友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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